社會沖突與法律控制——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期的法律秩序檢討.pdf

1、本文以當代中國的社會沖突與法律控制問題為研究對象，借助社會學沖突論的研究成果，運用實例分析、邏輯實證、比較等研究方法，立足于法律控制社會沖突的現(xiàn)實困境，批評“通過法律建構社會秩序”觀的簡約化思路。在論證社會秩序的生存秩序與意義秩序的二元結構基礎上，反思法律在對(與生存秩序相關的)現(xiàn)實性沖突與(與意義秩序相關的)非現(xiàn)實性沖突控制中存在的局限，從而提出多元社會沖突控制機制的思路和建議。 第1-3章研究沖突、社會秩序與法律控制的基本理

2、論問題。論文首先論述了西方社會學沖突論與功能論的爭論以實現(xiàn)對“沖突并非社會秩序病態(tài)"這一命題的強調。在對本文的“沖突“范疇進行界定的基礎上，詳細介紹了沖突的功能。沖突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主體之間基于某種競爭性訴求，產生的從心理到行動的持續(xù)對峙過程。西方社會學沖突論與功能論分別從正反兩面證明沖突并非社會秩序的病態(tài)。一種好的社會秩序并非意味著對沖突的徹底消除，而是該秩序能夠有效地容納、治理沖突。文章接著考察沖突與法律控制的關系，在此基礎上，邏

3、輯地概括出西方“通過法律控制社會沖突以實現(xiàn)社會秩序"的思路。從發(fā)生學的角度，沖突是法律生成的動力源，法律從一產生就背負了控制、治理沖突的任務。隨著西方進入近現(xiàn)代，世俗化、科學化成為西方思想發(fā)展的一個方向。受霍布斯思想影響至深的現(xiàn)代自由主義法哲學，將人假定為先于社會秩序的存在，以受欲望驅使是人不可逃脫的宿命來否定終極目的和至善的存在。幸福不過是人的欲望的不斷滿足而已。由此，人們通過社會契約建構了社會共同體以及維護共同體的一套法權體系，以保

4、衛(wèi)“自然權利”。此種法哲學的形成意味著：法律被定位為一套精致的利益(權利)分配機制；法律是控制大量基于利益供求緊張而生的沖突的有效工具；法律是建構并維護社會秩序的手段。作者將這套思想總結為“通過法律建構社會秩序”觀?！巴ㄟ^法律建構社會秩序”觀的正當性基礎在于：作為沖突控制主體的法院，行使的司法權被預設為中立的、非服從的、獨立的：作為沖突控制依據(jù)的規(guī)范，法律只能是預先存在的、公開的、理性的；沖突控制直接或間接依賴的國家暴力及威脅是理性和強

5、制性的雙重統(tǒng)一。同時，“通過法律建構社會秩序”需要強大的社會保障。西方社會的發(fā)展越來越促成文本意義上的法律日臻完善，法律作為一種控制技術也越來越精致。另外，悠久的理性文化傳統(tǒng)、深厚的宗教關懷、充分發(fā)育的市民社會、完備的市場、相對完善的制度體系等因素，都有力地輔助、支持法律控制社會沖突效用的發(fā)揮?！巴ㄟ^法律建構社會秩序”在西方似乎正在變?yōu)楝F(xiàn)實。 第4章通過對新中國的社會沖突認識與法律定位的梳理，認定自1978年以來的中國社會轉型，

6、逐步接納了“通過法律建構社會秩序”觀。在這一背景下，歸納總結當下中國社會沖突特征，彰明社會所面臨的嚴峻沖突現(xiàn)實，為下文反思沖突的法律控制困境準備條件。新中國是中國社會現(xiàn)代轉型的開啟和發(fā)展階段。在新中國第一個28年(1949-1978年)發(fā)展歷程中，形成“階級斗爭”范式以及法律虛無主義。這種社會沖突與法律定位的判斷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被徹底更正。從1978年到2006年的第二個28年里，形成“現(xiàn)代化和發(fā)展”范式。在該范式指導下

7、，法律被定位為服務于實現(xiàn)利益最大化的市場經濟和利益合理分配的社會主義目的，法律的地位日升。伴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入憲，可以說，西方“通過法律建構社會秩序”觀逐步為中國社會接納。然而，考察中國自1978年至今近28年的“通過法律構建社會秩序”的實踐，卻發(fā)現(xiàn)中國已然進入社會沖突內外縱橫交織態(tài)，具體表現(xiàn)為：社會沖突數(shù)量上升、沖突主體多元、沖突原因多樣、訴求復雜。訴諸物質利益、權利、權力、資源等不平等分配的現(xiàn)實性沖突變得日?；?。

8、大規(guī)模群體參與，訴諸緊張發(fā)泄的非現(xiàn)實性沖突也正顯上升趨勢。 第5、6章重點論證中國通過法律控制社會沖突以建構社會秩序在實踐中遭遇的困境。論文從土地征用糾紛和信訪制度兩個視角切入，分析法律對現(xiàn)實性沖突控制乏力的原因；接下來，通過對非現(xiàn)實性沖突發(fā)生機理的闡述，強調非現(xiàn)實性沖突核心為“緊張釋放”，進而提出法律對非現(xiàn)實性控制不能的觀點。對現(xiàn)實性沖突而言，首先，對現(xiàn)實性沖突進行控制的法律受失衡的社會結構扭曲，常常陷入失效狀態(tài)，社會依實力邏

9、輯運行；同時，這種失衡的社會結構本身又可以部分歸咎于現(xiàn)行法律制度的建構。其次，以訴訟方式實現(xiàn)沖突控制所依賴的法律，在文本或話語意義上常常承諾：對所有社會沖突的調整都是公開的、可預期的、同等情況同等對待的；但是，承擔解決沖突功能的信訪制度卻按照相悖于法律承諾的邏輯實然地調整著沖突。對非現(xiàn)實性沖突而言，由于非現(xiàn)實性沖突參與者人數(shù)眾多，從技術層面上看該類沖突具有明顯的偶然性、突發(fā)性，再加上非現(xiàn)實性沖突的核心——“緊張釋放”關涉的是人的心理和精

10、神，所以，非現(xiàn)實性沖突實質上指向的是人們精神生活的無序化。這意味著作為技術理性意義上的法律，無論從實踐上還是理論上都不可能對非現(xiàn)實性沖突有很大的作為。社會秩序與法律建構之間就出現(xiàn)了空白或斷裂。這為進一步反思、檢討“通過法律建構社會秩序”觀提供了可能。 第7章的核心是檢討“通過法律建構社會秩序”觀，進而就中國當下社會秩序建構提出建設性意見?！巴ㄟ^法律建構社會秩序”觀將社會秩序等同于法律秩序，這種簡單化思路忽視了社會秩序實質是生存秩

11、序與意義秩序并存的二維結構。生存秩序的核心關涉稀缺性資源、利益的供給、需求、配置等一系列關系。生存秩序可以通過訴諸作為工具理性的法律進行合理利益分配、有效地運行、對現(xiàn)實性沖突控制而實現(xiàn)。在這個意義上，以物質利益訴求為核心的現(xiàn)實性沖突的控制是作為工具理性的法律必須承擔的任務。意義秩序強調的是人的內在精神生活的有序化、有方向性、有歸屬性。中國當下的非現(xiàn)實性沖突部分反映了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人們關于生存意義的模糊或失落，人們心態(tài)的緊張與迷惘。由此

12、，針對這種執(zhí)著于心理、情感、價值的非現(xiàn)實性沖突，作為技術理性的法律無法實施直接的控制。相應地，對意義秩序而言，也同樣不可能是通過法律直接建構的方式來實現(xiàn)。因而，社會沖突的多元控制機制必然代表了社會秩序建成的發(fā)展方向。對當下中國現(xiàn)實性沖突法律控制來說，法律發(fā)展或完善的目標應該是繼續(xù)進行法律現(xiàn)代化、科學化、理性化建構。構造更加科學的法律規(guī)范體系、更加多元的利益訴求渠道、更加健全的司法機構和作為補充機制的“準”司法機構等。對與意義秩序相互應的

13、非現(xiàn)實性沖突而言，由于意義秩序的形成要借助每個人所在生活世界的自我呈現(xiàn)，一個共同體的核心價值體系生成要訴諸漫長的社會自生機制，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社會必須對本土自生的非正式社會控制機制給予充分的尊重和發(fā)展空間。社會民謠正是中國社會自生的消解“緊張”的機制之一。社會民謠的“言說屬性”、“諷刺屬性”和“劇場屬性”證成了其“緊張消解”的可能性；同時，確定社會民謠的表達尺度和言說界限又為法律提供了制度化的對象，也為法律對非現(xiàn)實性沖突“有所作為”提

14、供了嘗試點。這表明，盡管對非現(xiàn)實性沖突的“控制”，法律的作為空間很小，但是，法律依然可以對社會自生的非現(xiàn)實性沖突的消解機制加以尊重、確認和保護。 總之，一種理想社會秩序的建成，是百年來中國社會轉型的目標之一；法律秩序的有限度性，表明“通過法律建構社會秩序”不完全是這種好的社會秩序的最終答案。正是在此意義上，和諧社會是對“社會理想秩序狀態(tài)”的更完整表達。和諧社會的提出，一方面肯定了法治社會是和諧社會實現(xiàn)的現(xiàn)實路徑；另一方面，也內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