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援助,國際收支平衡及經濟增長——以贊比亞為例.pdf

1、長期以來，對外援助對于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作用成為各界廣泛爭論的焦點。對外援助對于發(fā)展中國家的減貧來講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然而，之前的對于對外援助和經濟增長兩者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不一致的。因此，本論文希望通過從經濟角度來分析中國對贊比亞的援助對其國際收支、經濟增長的影響，以期得到比較確定的結論。本論文將建立"兩缺口和三缺口模型"來就該問題進行研究，這些模型是Gupta and Islam模型、Paul Mosley模型和H

2、arrod-Domar模型。
　　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和贊比亞認為中國的對外援助很少有或者沒有附加條件，這與西方國家和其他多邊組織提供的對外援助不同。對外援助的附加條件對于援助的實施效果存在積極或消極的作用。研究對外援助對國際收支和經濟增長的影響的文獻相當豐富，這些研究可以歸結為對"援助經濟效益"的研究。本論文除了研究援助的目的和動機，而且還涉及對外援助的有效性、管理、條件性以及對外援助對國際收支平衡和經濟增長的影響等方面。一

3、些學者認為條件性對于避免援助的替代效應、確保援助實施的有效性是必不可少的。與之相反，有些學者認為條件性可能對國內政策存在擠出效應從而影響援助的效果。鑒于此，本論文通過建立援助和經濟增長的理論模型來就該問題進行考察，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得出的結論。雖然中國對非援助的有效性和透明性還有所欠缺，但是本論文還是試圖基于對外援助的正反兩方面來評估中國對撒哈拉以南非洲援助的效果。
　　為了研究中國相對于西方國家對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援助的效果，

4、本論文定性地分析了雙邊援助的優(yōu)點和不足以及中國同其他OECD國家的對外援助的差異。研究過程中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某一個國家接受的援助集中記錄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一個項目中，這樣就不能將中國的援助、西方國家的援助和其他國家提供給的援助分割開來。除此之外，本論文考察了中國對外援助的積極效果以及援助如何通過改善受援國的國際收支平衡來增加其自有資本。
　　在研究對外援助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時，需要了解的一個情況是低收入國家經常面臨儲蓄和投資不足的問

5、題，因此增加儲蓄和投資來刺激經濟也成為低收入國家的一個目標。Rostow(1960)認為對外援助的一個積極作用就是緩解這些國家的資本限制。根據(jù)"雙缺口模型"理論，當國家儲蓄不能跟投資相匹配時，唯一的解決措施是從國外獲取資本。因此，對外援助就發(fā)揮了作用。歷史的經驗是，基于該理論的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對戰(zhàn)后歐洲的重建便是一個成功的案例。但是，在非洲的援助并不成功。因此，改進對外援助的傳輸和組織設置是必要的，這些改

6、進的目的是消除冷戰(zhàn)對抗、債務危機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結構調整項目的失敗。在這種情況下，千年發(fā)展目標(MillenniumDevelopment Goals，MDGs)已經將對外援助提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非洲在實現(xiàn)千年發(fā)展目標方面已經相對落后，阻礙了年均8％的經濟增長目標的實施(UNCTAD2006，pgl)。但是非洲也正在為達到千年發(fā)展目標進行一些新的嘗試。
　　本論文也分析了多邊和雙邊提供的帶有附加條件的援助存在的不足

7、，例如由于附加條件對國內政策的實施存在擠出效應從而不利于受援國的經濟增長。由于受援國在接受援助之前存在一些既定的目標，而援助附加條件又是硬性的，因此實施附加條件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這就影響了該國預設的一些社會指標的實現(xiàn)，加劇了貧困水平。更甚的是，援助通過擠出效應對于受援國的儲蓄和投資帶來負面影響。
　　由于來自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援助大都不附加條件，受援國很喜歡這種援助方式。本論文研究了中國的對外援助是否存在增加其對撒哈拉以南非洲國

8、家的影響的政治和經濟動機，以探究中國的對外援助更多的是為了實施本國的國家戰(zhàn)略，還是為了幫助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減貧。這一問題在很多文獻中也有涉及。
　　自古以來，中國就對非洲和贊比亞提供了大量援助。一些觀察者認為中國是非洲和贊比亞事務的新的參與者，這一觀點具有誤導性。中國對于贊比亞的援助可以追溯到贊比亞還是英國的殖民地的時候。那時，中國已經向贊比亞提供了一些項目支持。中國雖然對很多貧困國家提供了援助，但是中國的對外援助由商務部下的對

9、外援助司負責，中國沒有成立專門負責對外援助的特定部門，也不存在對外援助的規(guī)劃議程。很多發(fā)達國家由專門的部門來負責對外援助事務，比如美國的美國國家開發(fā)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英國的國際發(fā)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日本的國際合作署(Japanese Internationa

10、l Corporation Agency，JICA)和加拿大的國際發(fā)展署(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CIDA)等。本論文建議中國也成立一個獨立的部門來負責管理、評估和協(xié)調對外援助事務。
　　很多模型通過使用面板最小二乘法對對外援助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分析。然而，Quartey(2005), Ouattara(2006) and McGillivray, et al.(200

11、6)則利用時間序列數(shù)據(jù)對該問題進行分析。本論文也采取時間序列數(shù)據(jù)進行實證分析。本論文得到的結論是援助對贊比亞的經濟增長起到了推動作用，雖然這同其他很多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不一致的。如果援助變量對于經濟增長的負效應是顯著的，那么援助的替代效應就應該被考慮(Sonja Fagern(ǎ)s and John Roberts2004)。然而，在所選取的模型中，對外援助和經濟增長存在正向關系，所有的變量都是顯著的，尤其是援助變量的系數(shù)為3.2％，自

12、由度為5％，這就意味著每增加一單位的援助就可以帶來3.2％的GDP增長率。同本研究巧合的是，2011年贊比亞從低收入國家晉升為中低收入國家。當然，贊比亞的晉升還存在很多其他促進因素，比如對外援助帶來的沖擊以及近些年來銅價格的提高等。
　　對外援助帶來的沖擊帶來了對贊比亞的國內儲蓄具有積極的替代效應，這一結論不同于目前對對外援助和受援國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所得到的結論。積極的替代效應體現(xiàn)在援助可以釋放受援國本來用于資本開支的那部分國內

13、收入，這部分國內收入可以起到刺激經濟的作用。本論文的這一觀點具有原創(chuàng)性。
　　此外，由于FDI和GDFI等變量都與經濟增長存在明顯的正相關性，那么對外援助是否是協(xié)同F(xiàn)DI通過增加資本品和技術的進口來增加邊際生產率、推動技術內生來促進經濟增長呢？本論文考察的是中國的援助對贊比亞經濟增長的貢獻。由于各種原因，不能通過計量的方法給予該問題一個確切的答案。因為所有的對外援助在一國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中都集中在一項中，那么很難對中國和西方國家對

14、外援助的有效性進行定量和計量分析，只能對該問題進行定性地研究。
　　另外，Burnside and Dollar(2000)的實證研究表明，只有在存在良好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國家，援助才能很好地發(fā)揮作用。但是，這一結論在贊比亞案例的考察中是不確定的。這是因為在對開放度和通脹率這兩個宏觀經濟變量進行考察時得到了不一致的結論。在本論文的研究中，開放度變量是顯著的，而通脹率變量是不顯著的，這就導致對對外援助是否只能在具有良好的宏觀經濟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