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索賠中“敲詐勒索”行為的定性——以劉江敲詐勒索案為例.pdf

1、在普通的敲詐勒索案件中，對行為人的行為性質評價和主觀目的的認定并沒有較大分歧，而在消費維權領域這一問題就變得復雜化。究其原因，行為人所謂的威脅行為有一定的法律依據(jù)和客觀的權利基礎，然而卻常有權利濫用的嫌疑，基于這一點，其行為可否評價為敲詐勒索罪中的要挾就產生了較大的爭議。由此，使得司法實踐中同案異判的現(xiàn)象突出，司法權威和刑法的嚴肅性、公平性受損，這一類問題也理所應當成為研究的熱點。
　　為了更好的評價和規(guī)范消費維權領域的此類行為，

2、特以“劉江敲詐勒索案”為例，按照從消費者主體資格的認定到客觀行為的界定再到主觀目的的推定這一邏輯進路展開分析，綜合運用了文獻比較法、利益權衡法、歸納分析法等方法，論證得出了職業(yè)打假人作為普通消費者無差別的主體地位，在此基礎上認為舉報等行為其本質上是一種監(jiān)督權和請求權行使的過程，是民事領域意思自治的前提下一種具有正當性的維權行為，在根本上是否定這類行為的刑事可罰性的，由此也就不能被評價為刑法意義上的要挾。以此作為前提，從行為的整體進行評價

3、也就排除了行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可能性。具體到“劉江敲詐勒索案”，行為人作為消費者在維權過程中以舉報為手段進行利益博弈實為一種策略選擇，其舉報行為真實且有客觀依據(jù)，行為方式也并不違反禁止性規(guī)范，因此劉江的舉報行為不應入罪。這類行為進入刑法的評價范圍，實際上是由于法官在司法實踐活動中對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和罪刑法定主義之間的關系存在誤讀，不能很好的區(qū)分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在實踐中，對于具體的案件固然不能一概而論，而應當做到以事實為依據(jù)，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