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計量研究.pdf

1、計量是事關國計民生的一門學問及相應的技術手段，也是維持國家機器正常運轉并確保其科學技術得以持續(xù)穩(wěn)定發(fā)展的基礎。古代中國積累了豐富的計量實踐，它們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近年來，計量史的研究開始受到人們重視。本論文順應這一學術發(fā)展趨勢，以唐代為個案，通過研究該時期度量衡、風力計量、時間計量、天文計量與角度計量的發(fā)展狀況，探討了唐代的計量方法、計量器物以及計量管理，揭示出唐代計量的典型特點，從而填補了相應的空白。 論文第一

2、章探討度量衡的制作與管理。在唐代，度量衡制度沿襲隋制，分為大制和小制。度量衡制作機構可能是太府寺、太常寺及中尚署，其中太府寺可能掌管大制度量衡標準器的制作，太常寺或許只承擔小制度量衡標準器的制造，中尚署所制則僅限于禮品用尺。度量衡的行政管理部門主要有太府寺及金部，在地方則為諸州縣官府。唐代相當重視度量衡行政管理制度與技術管理措施的制定和執(zhí)行，此外，中央政府還制訂、頒布了與度量衡管理相關的多條法律條令。論文明確了太府寺屬官的不同執(zhí)掌，以及

3、地方官府中管理度量衡的專職官員，探討了以往研究較少提及的度量衡保管與流通問題，更正了某些不妥的見解，區(qū)分了前人混淆的度量衡相關律令中不同刑罰的含義。 論文第二章探究李淳風對度量衡的考訂。唐代學者李淳風撰寫了《隋書》與《晉書》的律歷志，其中考訂了前朝各個時期的度量衡，詳細記載了度量衡的差異演變。兩志揭示了歷代與度量衡相關的人物，保存了現(xiàn)已不存全書的度量衡文籍資料，描述了幾近完備的度量衡器物，記載了極具研究價值的歷史事件。與唐代其他

4、學者相比，他的論述內容更加豐富，史料收集較為完備，考訂方法得當，并對后人的研究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本章梳理了李淳風工作的具體內容，論述了其工作的意義，及其個別工作中的令人遺憾之處，指出了《隋書·律歷志·審度》第十等“東后魏尺”中曾任魏中尉并參與論尺之人應是元匡，而非《隋書·律歷志》所記的元延明，并梳理了李淳風撰寫兩志時所引史料的存佚情況，分析了他利用實物考證度量衡的方法。 論文第三章論述張文收方形嘉量。唐代學者張文收創(chuàng)制了一件方形嘉

5、量，前人僅對其做過一般性的簡略介紹。事實上，張文收所造的方形嘉量，一方面承繼了先秦“商鞅銅方升”等方形量器的特點，完全避免了圓形嘉量制作過程中由圓周率造成的系統(tǒng)誤差，另一方面吸取了“新莽嘉量”五量合一的優(yōu)點，一改前代方量的簡單形制，將方形量器的器形復雜化，實現(xiàn)了一器包含龠、合、升、斗、斛共五種分量。這種設計理念確實比較先進。由于種種原因，此量在當時并未受到過多的關注，但它對后世量器的制作卻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清代乾隆方式嘉量便仿造了張文收

6、方形嘉量的式樣。因此，張文收制造的方形嘉量無疑是度量衡史上的一大革新。 論文第四章探究風力計量，內容是唐人對風力分級與相風器物的認識。李淳風在《乙巳占》中完整闡述了風力分級的思想，這一分級在中國歷史上是最早的。他以風力的影響狀況作為評價標準，將若干勢力強弱有所差異的風力并排擺出，分成八個不同的級別，以便于比較風力的大小。由此，風力的不同級別既有了各自獨立的概念名稱，又有了概念本身所包含的風力強度。從這個意義上說，李淳風不僅有意識

7、地給風確定了等級，而且還對風力進行了初步的定量化，將古人簡單的為風力定性發(fā)展為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盡管這種分級和定量化略顯簡單，但與前人簡單的定性描述相比，絕對是一個由定性到定量的質變過程，也體現(xiàn)了風力分級由簡單到復雜的發(fā)展歷程。此外，李淳風還借鑒了前人在相風器物制作、應用中的認識，記述了候風羽葆、相風烏這兩種風向儀的制作方法，規(guī)范了器物應用的適宜場合以及候風的觀測場地等不為前人所重視的測量實施中的技術環(huán)節(jié)，并將這些內容保存于《乙巳占》中

8、。這些論述影響相當深遠，成為后世不斷效法的準則。本章還分析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欠妥之處。 論文第五章探討時間計量，主要論述唐代漏刻的制作與管理。通過梳理相關史料，探討了唐代漏刻的制作部門，比較了三個漏刻管理機構在人員建制與具體職責上的異同，闡述了漏刻的行政管理、技術檢定與法制管理制度，分析了唐代涉及漏刻計時的三則判例。該章指出，唐代的漏刻制作部門可能是太子率更寺，而且，根據(jù)呂才所作浮箭漏以及盛行于當時的秤漏的構造推測，浮箭漏的四匱

9、可能由將作監(jiān)轄下的左校署派員協(xié)助制作，而浮箭漏的箭尺、秤漏的桿秤等部件由于精度要求較高、刻度分劃精細，很可能由官方制作度量衡的機構--太府寺指派人員提供度量衡方面的技術支持。除了中央機構，某些地方官府偶爾也會制作應用于當?shù)氐穆┛?。此外，民間人士也制造過形制各異的漏刻，比如輥彈漏刻即由唐代僧人所創(chuàng)。至于漏刻的行政主管機構，主要有祠部、太史局、太子率更寺等。祠部掌管著各種祠祀、享祭活動中的漏刻事務，相關人員配備最少，太史局所屬挈壺正負責全面

10、的漏刻計時工作，機構最為龐大，人員設置最多，太子率更寺則執(zhí)掌與宗族事宜、皇太子活動相關的漏刻政令。一般而言，太史局屬于負責技術指導的漏刻行政管理部門，而祠部和太子率更寺則承擔有特定需求的具體的漏刻計時管理工作。唐代除了實行百刻制的計時制度之外，還制訂了包括日常計時、禮儀計時以及軍事計時在內的漏刻行政管理制度，明確了負責檢定漏刻的機構。而且，唐代也制訂、頒布并嚴格執(zhí)行了建立在漏刻計時基礎上的法規(guī)條例。 論文第六章論述天文計量，內容

11、包括李淳風、僧一行分別對天文儀器做出的貢獻。該章在細致分析文獻的基礎上，對唐代渾儀、渾象與前代器物進行了結構和功能上的比對，考察了二人對儀象所做的革新與改進，重點闡釋了唐代天文儀器的計時與報時功能，探究了這些器物的測時精度，指出了導致測量誤差的根源所在。文章指出，李淳風的渾天黃道儀在整個渾儀發(fā)展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它彌補了北魏太史候部鐵儀沒有黃道環(huán)的不足，改進了東漢太史黃道銅儀的結構，對唐代渾儀的研制起到了重要的帶動和示范效應

12、。與前代器物相比，渾天黃道儀的環(huán)規(guī)數(shù)目與刻度種類有所增加，新設三辰儀中的白道環(huán)，將三辰儀的黃道環(huán)和赤道環(huán)結合在一起，還在地平環(huán)上加刻十二辰標志來粗測時間。利用此儀中的三辰儀，能夠很方便地確定任何一個天體的黃道、白道與赤道的坐標，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至于后來僧一行的黃道游儀，則增設了以前儀器中不曾出現(xiàn)的天頂單環(huán)，將三辰儀中的黃道環(huán)和赤道環(huán)、黃道環(huán)和白道環(huán)通過新穿的孔穴相互連接，還在旋樞雙環(huán)、陽經(jīng)雙環(huán)上加嵌銀釘，并且在地平環(huán)與黃道單環(huán)上

13、均刻劃了周天百刻的標志。此外，一行與梁令瓚又制造了“水運渾天俯視圖”，它能演示天象和計測時間，其中的自動報時裝置還能報出時辰和時刻。一行在渾象上增設了一個木柜，這個木柜既可成為兩個報時木人活動的平臺，使渾象的自動報時功能得以實現(xiàn)，又能確保渾象機關順利運行以及測量具有一定的準確度。“水運渾天俯視圖”實際上是一架在水運渾象基礎上又添置了報時系統(tǒng)的復合型天文儀器，這在中國儀象史上當屬首創(chuàng)之舉。 論文第七章探討角度計量。與中國傳統(tǒng)的36

14、51/4度的分度體系不同，唐代天文學家瞿曇悉達在其編譯的《九執(zhí)歷》中介紹了古代印度天文學中的360°圓周分度體系，這是西方分度體系首次引入中國。本章通過梳理瞿曇悉達所做的工作，分析了360°分度體系未被中國人接受的原因，以及它對計量史與中外科學交流史研究的意義。創(chuàng)新之處在于揭示出瞿曇悉達的工作在計量史上的開創(chuàng)性意義。盡管《九執(zhí)歷》的360°分度體系未被接受，也未使中國原有的角度測量發(fā)展成為角度計量，但它的引入還是對改進當時中國的天文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