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地方儒學研究——以府、州、縣學為主要研究對象.pdf

1、明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fā)展的成熟時期，其地方儒學教育發(fā)展的成就遠邁前代。本文以“明代地方儒學研究”為題，以府、州、縣學為主要考察對象。全文的主要內容及基本觀點可概括為以下方面:
　　1、儒學又稱廟學，由廟與學組成。明代地方儒學:規(guī)制更加完備，凡廟必有學，學必有廟;建筑規(guī)模有所擴大，增加了名宦祠、啟圣公祠、敬一亭等;結構呈多樣化，具體是前廟后學、左廟右學、右廟左學，但以前廟后學居多。
　　2、明代地方儒學的設立非常普遍，筆者對府、

2、州、縣學作了統(tǒng)計，在全國1594個府、州、縣中，共設學1494所，設學率高達94％。明代，疆域遼闊，各地之間發(fā)展不平衡，北方及邊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教育明顯落后于其它地區(qū)。為此，自太祖起，明統(tǒng)治者為加快上述地區(qū)教育的發(fā)展，給予落后地區(qū)多方面的特殊政策，使得地方儒學教育呈現(xiàn)均衡發(fā)展態(tài)勢。
　　3、明代，地方儒學的教育制度已相當完備。童生須通過縣試、府試、院試，方可入學，成為生員;生員入學之后，有日課、月考、季考、歲考、科考及“觀風”考;

3、明政府設立專督地方學政的提學官，又先后幾次頒給提學官敕諭，標志地方儒學的管理制度日漸成熟;地方儒學教職的選任，多途并舉，舉凡科舉、歲貢、薦舉等;生員的出路主要有二，即參加科舉與由貢入監(jiān)，兩種出路，對生員而言，都殊為不易。
　　4、確立儒家學說為治國思想之后，明太祖要求天下儒學通祀孔子，同時，先賢、先儒、鄉(xiāng)賢、名宦等也一并入祀。祭祀對象的擴大，儀式更為具體、規(guī)范，越加彰顯了儒學的祭祀及教化功能。明代地方儒學普遍建有尊經閣，用于藏書。

4、儒學藏書的來源非常廣泛，除朝廷賜書、地方官購置、私人捐贈外，有些儒學還自己刻書。因此，藏書及刻書又是其一大功能。
　　5、地方儒學經費支出主要包括教官的俸廩、生員的廩膳、日常辦公經費及其它輔助經費。明初，其經費的來源主要是官撥儒學糧，后來則改為地方存留及徭役編派。明代中后期，私人捐助興學，蔚然成風，政府也加大了教育經費的投入。然而，地方儒學經費仍以官撥為主。教育經費的增加，順應了地方儒學持續(xù)發(fā)展的趨勢。
　　6、地方儒學教育

5、制度發(fā)展極致，選才與育才高度一致，儒學生員以應科舉為進身之階，教官的考課以科舉中舉為主要考核標準。因此，生員之學、教官之教，皆為科舉之學，儒學培養(yǎng)的所謂人才，只是科舉人才而已。由于儒學的日常教學以科舉考試內容為中心，傳統(tǒng)的“六藝”教育被單純的經、史學習所取代，儒學難以培養(yǎng)合格的人才，其弊端日益明顯。
　　7、明代中后期，督學廢弛、教官缺員及不稱職、生員冗濫、書院的沖擊、祭祀對象冒濫等因素交織在一起，使得地方教育秩序漸趨惡化，地方儒

6、學教育不免陷入危機。對此，明政府并不是毫無作為，嘉靖前期與萬歷前期，地方儒學教育歷經兩次改革，取得了明顯成效。然而，兩次教育改革基本未觸及儒學教育的核心部分，所謂的教育改革，只不過是對地方教育秩序的集中整頓而已。地方儒學仍作為統(tǒng)治的工具而存在，科舉對其的影響未曾改變，反而增強。明代地方儒學教育所暴露的問題，根源于封建社會制度本身。因此，兩次教育改革同其它的政治改革一樣，最終歸于失敗。
　　本研究的創(chuàng)新點主要是:
　　1、長期

7、以來，教育史學界形成了重書院、輕官學研究的傳統(tǒng)，迄今為止，仍未有人對明代地方儒學作過專門研究。鑒于此，本文以明代地方儒學作為研究對象，對其進行了比較全面、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
　　2、明代地方儒學設立非常廣泛，但究竟建有多少地方儒學，史無具載。筆者在廣泛收集史料的基礎上，利用考據的方法，對全國府、州、縣學作了詳細統(tǒng)計。
　　3、筆者以史實為依據，力求客觀分析明代地方儒學在其規(guī)制、教學、管理、祭祀、藏書、經費等各個方面的特點。從